在“双碳”目标下，中国钢铁行业亟须加快转型升级，并由此造成了巨量的资金需求。根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limate Bonds Initiative，以下简称CBI）研究，钢铁行业在未来5年内至少需要18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21.07亿元）资本支出。其中，约14%的投资将用于支持从高炉—氧气顶吹转炉到利用废钢的电弧炉生产的转型，41%的投资将用于发展氢气直接还原铁电弧炉生产，预计能使中国的氢气直接还原铁电弧炉年产能提高约300万吨，总产能到2030年达到1500万吨。
当前钢铁行业面临产业发展相对低迷、转型投入回报周期较长、低碳钢铁生产成本溢价难以有效分摊等多重挑战，导致行业缺乏实施低碳转型活动和开展低碳转型投资的动力。金融机构也因此难以找到优质且可信的转型投资标的。此外，由于转型金融的识别框架尚未明确，且转型相关项目的财务回报预期偏低，金融机构在拓展转型金融业务时缺乏足够的积极性。
健全识别框架、实施财务激励等有效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上述难题，特别是减排成本较高且无法在价值链上有效分摊的难题，从而推动企业做出和低碳转型相关的资本支出决策，提升钢铁企业的转型意愿并增强金融机构的投资信心。
破题第一步：给绿色转型立规矩、画红线
在钢铁这一产业链复杂、转型路径多样的行业中，建立健全的识别框架至关重要，它能够引导各利益相关方在转型“有效性”和“可信度”方面达成共识，重点机制包括以下3项。
一是制定转型金融标准，明确支持的边界。清晰统一的转型金融标准是识别转型企业和经济活动的核心工具，为转型金融提供投资指引。
在国际上，欧盟、日本等已经明确了本地钢铁行业转型标准。在国内，中国人民银行已经牵头制定了全国层面的钢铁行业转型金融标准，浙江省湖州市、上海市、河北省、江苏省出台了地方性钢铁行业转型金融目录，明确了可获得转型金融支持的钢铁行业转型领域、转型技术及不同技术对应的碳排放或能源消耗阈值。
相较于国际标准下的钢铁低碳转型路径，我国现行转型金融目录支持范围较为宽泛。除了电弧炉、直接还原铁等核心冶炼技术突破外，还包括能效提升、清洁能源替代、环保改造等多个转型路径，覆盖了渐进改进和深度降碳等方面，但对深度降碳路径和技术没有差异化的支持。
二是规范企业转型计划，增强转型行为的可预测性与可验证性。CBI对转型计划的定义描述为：转型计划是有时间约束、可追踪的战略和路线图，以展示企业基于科学的净零路径所制订的减排计划与行动。
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在全国性的转型金融标准使用说明中要求转型经济活动的融资主体或转型主体应制订科学的转型计划。河北、江苏等地发布了区域层面的转型计划指南。对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日本所提出的转型计划框架来看，国内外现有的转型计划框架正在差异中形成共识，不仅要求企业明确转型战略、目标与路径，还要求企业制订对应的资本支出和融资计划，并就内部组织管理和外部信息披露做出详尽规划。
三是推动转型信息披露，提升市场的透明度与可比性。转型信息披露是指转型资金需求方在年度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气候转型战略或其他法定文件中公开发布与低碳转型相关的关键信息，例如气候相关风险与机遇的战略目标，以及为实现气候相关目标所采取的具体措施等内容。
相较转型计划而言，转型信息披露主要是基于现有战略和数据进行报告，但并不要求企业制订有时间约束的、可追踪的、能动态调整的路线图和行动方案。不过，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认为，披露转型信息的最佳方式是将转型信息纳入转型计划之中，即以发布转型计划的方式特定地披露转型信息。中国目前还未在国家层面出台转型信息披露标准或指引。但是，财政部关于企业可持续信息披露的要求已在逐步加强，并逐步对接国际标准，涵盖了部分与转型相关的信息内容。
破题第二步：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碳减排支持工具给转型“添把火”
目前，对于大多数钢铁企业，低碳转型的成本投入将加大企业财务压力。加之钢铁转型还存在短期收益不明确、部分技术风险较高的特点，在政策和市场支持机制进一步完善前，市场化资金往往暂时避开这些行业的投资机遇。为此，通过提供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对企业或金融机构实施财务激励，可发挥优化风险收益结构、提供转型绩效激励等多方面作用，从而创造更多的市场化投资机会。
财政补贴激励机制是指政府通过贷款贴息、转型投资成本补助、转型绩效奖励等方式，对转型企业或为企业提供转型资金的金融机构给予资金支持。中国目前未有直接针对钢铁行业提供转型财政补贴的实践案例，钢铁行业可以申请一些普适于绿色低碳发展领域的财政补贴。然而，这些财政补贴体量有限，难以对钢铁行业实现大规模的财务激励。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转型路径，如氢冶金、CCUS（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等，尚缺乏专项的财政补贴。
202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节能降碳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支持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循环经济助力降碳等方向。钢铁行业满足条件的节能降碳改造项目可申报“节能降碳”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补贴，支持资金按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15%控制，单个项目支持资金原则上不超过1亿元。可申请该项补贴的项目包括：实施烧结、球团装备大型化升级改造，1000立方米及以下高炉更新改造，余能利用改造、余能自发电装备更新，规模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项目，氢基直接还原、富氢熔融还原技术应用项目，废钢回收、拆解、加工、分类、配送一体化项目，其他废旧钢铁高值化、规模化利用项目，以及其他有利于降低碳排放的项目建设。
国际上已有针对钢铁转型提供专项财政补贴的实践经验，可为我国设计激励钢铁行业低碳转型的财政补贴机制提供借鉴。
例如，德国联邦政府和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分别出资7亿欧元和3亿欧元用于支持德国萨尔茨吉特集团（SalzgitterAG）所提出的SALCOS®️低碳钢转型计划。这一计划旨在分3个阶段实现该集团钢铁生产低碳转型，其中第一阶段将建造2座直接还原铁装置和3座电弧炉以替代3座传统的高炉装置。
日本也有类似实践。日本制铁在日本政府出台的《绿色转型促进法》支持下，宣布了一项总投资额为86876302亿日元（约合64.8亿美元）的工艺转型计划，决定从传统的高炉—转炉工艺向电弧炉转型，其中政府财政支持上限为2514亿日元（约合17.45亿美元）。
除了为钢铁生产企业提供转型补贴外，2025年日本经济产业省（METI）还面向低碳排放钢铁需求侧——汽车制造商出台一项补贴政策，即为采用低碳钢材作为车身的车型，提供最多5万日元（约合347美元）的补贴。
税收优惠则是通过减免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税费的方式，间接提升项目的综合回报率。我国暂未面向钢铁转型出台专项税收激励制度，但是近年来从支持环境保护、促进节能环保、鼓励资源综合利用、推动低碳产业发展4个方面出台了多项“通用型”绿色税费优惠政策，对钢铁转型同样适用。例如，根据《支持绿色发展的税费优惠政策指引》，钢铁行业促进节能节水的项目可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企业所得税加速折旧等税收优惠。此外，河北省也对环保绩效表现突出的企业提供了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
国际上已有值得借鉴的激励钢铁行业低碳转型的税收优惠实践。日本针对钢铁行业低碳转型出台的专项税收优惠政策，规定生产绿色钢铁的企业每生产和销售1吨钢铁可享受2万日元（约合139美元）的税收减免，最高不超过企业所得税额的40%。韩国虽未在国家层面出台税收优惠激励政策，但在部分示范项目中开展了实践。2024年，韩国政府为浦项集团氢气直接还原铁项目提供了税收优惠，将投资税额抵免由原3%~4%调整为10%，并延长临时性投资税收抵免时效。
货币政策工具作为政府调节融资成本、引导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可以通过放贷条款调整、抵押品框架调整、资产购买计划等多种方式，激发市场的低碳投资意愿。中国人民银行较早将绿色因素纳入货币政策，继2018年将优质的绿色债券和绿色贷款纳入中期借贷便利的合格抵押品之后，2021年11月份，创设碳减排支持工具这一“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碳减排支持工具采取“先贷后借”机制，金融机构向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和碳减排技术3个重点领域发放碳减排贷款后，可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资金支持。中国人民银行按贷款本金的60%向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利率为1.75%，期限为1年，可展期2次，金融机构需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供合格质押品。
在碳减排支持工具聚焦的三大重点领域中，包含多项可被钢铁行业利用的经济活动。在清洁能源领域有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源利用、氢能利用、热泵、高效储能设施建设和运营等。在节能环保领域有锅炉（窑炉）节能改造和能效提升、电机系统能效提升、余热余压利用、能量系统优化、绿色照明改造、汽轮发电机组系统能效提升、新型电力系统改造等。在碳减排技术领域有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工程建设和运营等。
碳减排支持工具已对钢铁行业低碳转型提供了支持。例如2022年6月份，兴业银行包头分行为包钢旗下合资公司内蒙古包瀜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所实施的CCUS示范项目发放了项目前期贷款7000万元，该笔贷款获批央行碳减排支持工具资金。
但是，当前碳减排支持工具对钢铁行业的激励作用仍较为有限。其一，该工具本质上仍以“通用型”绿色领域为主导（凡符合相关标准的项目，不论行业属性均可申请），未形成针对钢铁行业转型特定场景的专属支持机制；其二，该工具期限为1年，只可展期2次，意味着企业只能在近两三年内使用，这与钢铁行业转型项目的回报周期存在错配问题。